“我從甯夏來到廣州，發現廣東人喜歡在吃飯前先喝湯。”話音剛落，同學們紛紛擡起頭來，把目光聚焦在講台中央。

他的兩鬓雖摻雜些斑白，但他的身闆強健，邁着大步從台下徑直走上講台。我們與“記者”王健的初次見面，是在這場“新聞情懷”講座中進行的。

無疑，“長江韬奮獎”對于每個新聞工作者來說，是最高榮譽獎。斬獲中國新聞獎，又将長江韬奮獎收入囊中的他，一下子成為新聞系學生的偶像。

入鄉随俗、平易近人是我們對他的初印象。一次偶然的課後，我們鼓起勇氣，邀請他成為我們的采訪對象。

“老師，我是甘肅的，也算您半個老鄉。”

“你是甘肅哪裡的”，他面帶微笑地問道。

“平涼的。我們對您的記者經曆很感興趣，可以約個時間聊一下嗎？”

王健不假思索，馬上答應了。

就這樣，我們還沒來得及高興，在網上翻閱相關資料後，開始了我們的對話。

 

憑借一腔熱血，重燃新聞理想

“可以說，相機改變了我的人生。”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，擁有一台相機，是極其不易的事情。他一邊用手比劃着，一邊說：“我有個姨父，他特别愛拍照，就送了我一台照相機。我沒事呢，就拿着它給同學們拍拍照，還能掙下點零花錢。”還在甯夏大學讀中文系大三的王健，被系裡的老師看到了他攝影的本領。于是他被推薦到天津師範大學進修新聞專業。

王健經過一番深造後，回到甯夏大學，成為新聞專業的青年教師。

 

教書五年後，中國正值打開國門的熱潮。“改革開放初期，人們對國外感到很稀奇，我也想出去轉一轉。”王健到了外貿公司，一幹就是十年。

随着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進一步落實，外貿行業有了高速發展。1999年，在新聞改革的浪潮中，他正在創報的學生邀請他一同辦報。

 

是公務員？是事業單位？還是民工？王健沒想這些名分，憑借自身對新聞事業的一腔熱血，他毅然答應這份邀請，正式進入報業。

“中國有句老話叫‘士為知己者死’。我這學生也是心大，剛開始那段時間，拿自己的錢給我發工資。後來我才知道是我的學生自掏腰包，他對新聞事業已經熱愛到這種程度啦！”說到這裡時，他的聲調不自覺提高了，眼裡的光是那樣透亮。

 

記者，要為百姓解決問題

《固原羊隻“上夜班”》是03年王健獲中國新聞獎的通訊作品。這篇文章登上《甯夏日報》頭版頭條後，卻讓他被領導“約談了”。

2003年，王健是《甯夏日報》駐甯夏西海固地區的駐站記者。那時，甯夏正率先實行“封山禁牧”政策。白天有幹部在山口守着不讓牧民上山放羊，牧民被要求把羊圈起來養。

為進一步了解該政策對老百姓的影響，“王健老師幾乎把每個鄉鎮、每個村都采訪一遍，采訪得特别紮實。” 王健的徒弟，現任《新消息報》記者武曉瑜回憶道。

有一次，王健采訪得很晚。正要坐車回去記者站時，他看到有農民把羊往山上趕。他立即走下車，與放羊的牧民攀談起來。雖然王健身上沒有攜帶設備，但牧民在對話中大抵猜到王健的身份，就趕着羊群下山了。

高度的新聞敏感讓王健迅速抓住該現象。一個月時間裡，他一到晚上就上山找尋“上夜班”的羊，清晨一大早就等着羊群“下班”與牧民了解情況。終于他得出結論：為了恢複生态，羊也不讓放了，部分地方飼草出現缺口。牧民隻能讓羊偷偷“上夜班”。 

《甯夏日報》報業集團總編輯助理張強，與我們分享了他與王健難忘的合作經曆：“當時我在《甯夏日報》總編室值夜班，看到王健從駐守的固原市發來通訊《固原的羊隻“上夜班”》，感覺是一篇能獲新聞獎的稿件。但由于當天沒有好的版面位置，我打電話給王健說明情況。當得知采訪背後的細節，更堅定了我對這篇稿件的重視和判斷。”

但是，報道出來以後，固原市的副書記卻找到了王健。王健表示：在農民的負擔尚未解決之前，就不讓羊出來吃草，太操之過急了。

“雖然領導剛開始看了有點不高興，覺得有損形象，但是他這彎一轉過來以後，他還是與老百姓共情的，是幫助他們的。所以我們後來成了朋友，到現在還有聯系。”

在這之後，自治區政府加大對西海固的資金扶持，通過采購青貯飼料，解決禁牧之後牧民的後顧之憂。

“王健老師是個有心人”。武曉瑜邊向我們展示稿件，邊說：“我們好多記者，包括曾經的我也是，在路上看到很敏感的現象，咔咔拍兩張照片就走了。就像有人偷偷放牧這件事，普通的報道就會站在道德的至高點上，指責老百姓什麼都不懂，去曝光、指責。但王健老師就會和牧民聊天，去深挖背後原因。”

監督性報道的背後，不是讓領導一級一級地問責。這樣隻會陷入惡性循環，真正的問題卻沒有解決，最後苦的還是老百姓。

“做記者最大的價值就是幫助百姓解決問題。”王健稍微俯身，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們：“你們學了新聞以後，就一定要當一個記者。通過你的筆、你的相機，改變那個地方的命運。”

 

（張強老師供圖）

 

王健在固原駐站期間，固原市連着下了好幾天大雨。西北常年幹旱，大片的黃土地上幾乎很難看見有綠植覆蓋。松散的土質經不起這般折磨，山體就随着雨水傾倒而下。

事情一發生，王健從當地農民那得到消息，帶着一個年輕記者就往德隆縣跑。當時要采訪報道這類型事件，需向上級報備。

“我是記者，是要到新聞現場，去看新聞事實的。”王健顧不上規矩條例和自身安危，義無反顧上了山。 

“我們到山上以後一看，那個農民的家都很慘。房子都被壓塌了，牛呀、羊呀也被埋着，幸好人及時地跑出來了。”他立馬拿起手中的武器，拍下現場情況。

下山後，正當王健準備回去報道此事，當地縣委書記來到現場。為更好了解此事，王健又緊随其後，爬上了山。

随後，市委書記和市長都來了。此時，王健已是第三次上山，當時他就感覺自己的膝蓋不太對勁了。

“等到市委書記采訪完、市長他們走了以後，诶，我不會走路了。實際上就是太激烈，把膝蓋磨傷了。”為報道隆德縣梁家灣山體滑坡事件，他的膝關節已嚴重受傷。

現場拉了警戒線後，王健還是想再一次走到新聞現場去。最後，固原市領導讓武警官兵把“不會走路”的王健擡下了山。

“如果沒有記者去，也許當地領導還不能這麼快關注到此事。這時候，你作為一個記者，會體會到你存在的價值，就是幫當地人解決當地的問題。”王健投來期待的目光。

 

記者，應能吃苦

“這裡也是旱得夠嗆，這多長時間沒下雨了？”微風漸起，采訪的中途突然下起了雨，帶來一絲涼意。

“炕用什麼燒？你觀察了沒有?” 王健側過頭來問道。

“用玉米燒嗎？就是那種玉米杆子。”

西北的冬天，寒風徑直地往身上蹿，冷的刺骨。放一些燃料在炕下的爐子裡燒着，不僅取暖效果非常好，而且還經濟實惠。如今，不少農村家庭仍沿用燒土炕這種過冬的取暖方式。

“你們學新聞的，一定要善于觀察。除了玉米以外，還有牛糞、樹葉子。把牛糞曬幹以後，和玉米杆摻一起，再加點樹葉子放到炕洞裡，它能着很長時間”，王健饒有興緻地說。“但是有一個缺點，就是你回老家待一段時間以後，你身上就有味兒，牛糞的味兒。”

“做記者呢，要能吃苦，還要能适應環境。” 

“有一次我和同行記者因結束采訪時間太晚，借宿農民家。我們住的房間，平常沒有人住。你想想裡頭的虱子、臭蟲，得餓多長時間了啊。”王健停頓了一會兒，接着說：“一旦進去，它就來勁了，能把我們身上的血都吃光，而且它們會依附在衣服上。第二天還要接着采訪呢，所以我們就把身上的衣服脫光，把衣服都裝在攝影包裡，把拉鍊拉好。到第二天起來的時候，趕緊把身上可能有的小蟲子全部打光，再把衣服一穿。”說完，王健不忘撣了撣衣服的袖子。

“就這種生活，你必須要能過，不能說是因為怕蟲子咬，怕炕上有味兒。”

 

從十六大開始，我國允許地方記者代表參會。還沒來得及拿到記者證的王健接到任務後，匆匆趕往目的地。02年，互聯網尚未普及，要把新聞稿發往地方報社，隻有在會議中心才能做到。

沒有采訪證的他，無法進入會議中心。

王健在好友的幫助下，去民族畫報社發稿。發完稿件的那晚，他錯過了進入賓館的時間。他低頭指了指跑道上的影子。“我在賓館門口來回踱步着。那時候就像這樣，影子一會兒長、一會兒短。風吹得樹葉沙沙響，那凍的呀。” 

 

在冷風中的他，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：我明明是在為黨工作，怎麼落了個沒地方住、沒地方發稿的地步。

一切困難都不是借口。第二天，他再一次鼓足幹勁。“我把兩台攝像機挂在胸前，同行的一位代表一下子注意到了我。”王健抓住機會，通過與代表交流對話，迅速建立起信任。在這樣一個“機緣巧合”中，他獲得那位代表的随員證，順利地完成采訪任務。

“幹記者就得這樣幹，就得吃苦。不光是吃苦，還得有智慧、有能力，要想辦法克服困難。不能說‘沒辦法’、‘沒條件’就不發稿了，這都不是理由。”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我們，聲音堅定而有力。

 

記者，鐵肩擔道義

“母親的善良對我性格的塑造有很大影響。” 

石嘴山礦務局職工醫院，是王健母親工作的地方。石嘴山有個煤礦，這個醫院主要是為煤礦工作者服務，是礦區醫院。“在山溝溝裡面，方圓幾十裡都沒有醫院。人生病了，都要跑到這裡來看病。沒有交通工具，沒有飯館、旅館等生活設施，上午沒看完病的人隻能坐着，啃幹饅頭。”

他停頓了一下，接着說：“母親看到吃不上飯也沒法休息的人，就把他們領到家裡來吃飯。我當時在想，老媽把素不相識、就是個陌路人，領到家裡來吃飯是為什麼？”

王健沒有問，隻是在與形形色色的人的接觸中，默默地思考、觀察……

 

張強介紹說，“五六十年代，為支援新成立的甯夏回族自治區建設，一大批響應黨的号召的有識之士，從祖國四面八方舉家遷入甯夏工作生活。而王健是這些家庭中的一員。”

王健年輕時，在外貿公司的時候就到處跑，香港、日本、美國、烏克蘭、阿根廷……這些地方都有他的身影。

“可我的父母在甯夏嘛，學也是在那上的。”正值西部大開發需要人才建設時，見識過更廣闊世界的王健說“我不是安分守己的人，喜歡挑戰、喜歡創新”，便回到了甯夏。

 

“‘本報記者’它不是一個标簽，它是一個榮譽、是一種責任。既然有了這個本報記者的稱呼，你可以實現你的新聞理想、新聞情懷。”二十多年來的記者經曆，王健早已形成高度的社會責任感。

“在偏遠的地區，考上大學卻交不起學費的事情經常發生。”王健帶着這份責任心，資助多名學生完成學業。

“資助一個孩子，确實費勁。但當他成才以後，回饋社會時，自己就會有成就感。”自身力量有限，王健借助身為記者的人脈資源，發動企業家幫助更多的人。

 

“王健老師很懂得感恩，是個尊師重道的人。” 甯夏大學2022級研究生封宏硯師姐如此評價道。

王慶同老師對當了記者的王健依然盡力提攜助推，經他精心指導修改完成的論文《改文風是走轉改的落腳點》，獲甯夏新聞獎評比一等獎。

2004年，由于白天采訪, 熬夜寫稿, 長時間的生物鐘颠倒, 王健得了急性腦梗。

封宏硯緊接着說：“術後，本應是要好好休養，王健老師卻接下甯夏大學新華學院新聞攝像課的任務，以這樣的方式回報他的恩師。”

 

2009年，甯夏自治區黨委、政府建設“沿黃城市帶”打造“黃河金岸”的重大戰略決策。站在大的定位上，王健認為這與甯夏的整個經濟發展是相适應的。王健策劃并參與“徒步黃河金岸”大型采訪報道活動，深度宣傳了這一決策。

“黃河流經甯夏的路段并沒有車。王健老師從頭到尾參與着，用腳闆丈量了黃河流經甯夏近397公裡流域。”武曉瑜稱贊着說。

“他更像個師傅，在徒步黃河金岸不同站點時，手把手教不同的年輕記者，毫無保留地指導當年還是新人的我。”武曉瑜感激地說。

他接着說：“2009年，王健老師已成為總編。沒有上下級之分，他把團隊業務分工得很明确，每一項工作都能帶動起來，就像過去的師徒關系。”

傾囊相授，歲月兼程。王健從如何發現新聞、如何采訪新聞、如何寫作新聞到如何呈現新聞，一步一步培養新人。

 

（圖為武曉瑜老師拍攝）

 

尊重新聞事業，敬畏記者職業

“我引以為傲的身份是‘本報記者’。回顧自己走過的路，我從未抹黑‘本報記者’。”王健十分自豪。

甯夏不同于廣東等人文大省，文化積澱相對不夠深厚。特别是相比起北京的中央級媒體，無法報道重大主題的新聞。

王健的學生得了長江韬奮獎後，他說“甯夏人也能拿這個獎！”抱着為單位争光，為甯夏争光的信念，他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，登上中國新聞界的“珠穆朗瑪峰”，斬獲長江韬奮獎。

 

（張強老師供圖）

 

“這兩天課上，我看到有同學在疫情主題的攝像作業上，引用了中央電視台的消息。這個地方就做的特别好。”我們生在移動互聯網時代，受新媒體快速發展的影響，對主流媒體沒有較深的接觸，不自覺地将其淡忘。

“像疫情的發布級别，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随便發。用中央電視台的資料去印證這件事，讓視頻更具真實性和權威性”，王健接着說。

“不管互聯網發展多麼迅速，但我們仍要受到主流媒體的影響。”這是王健對傳統媒體的态度。

 

互聯網還沒發展前，傳統媒體就像供銷社。顧客站在櫃台前告訴售貨員要什麼商品，然後售貨員往裡邊拿，拿到什麼就是什麼，沒有選擇和換新的機會。到了PC 端的互聯網時代，媒體就像朝市。顧客可以走進櫃台，在貨架前随意挑選、觸碰商品。如今自媒體時代，媒體就像電商。人們不僅可以買東西，還能賣東西。

武曉瑜生動地給我們打了個比方。面對這一挑戰，仍在傳統媒體工作的他平淡地說道，“好難過，但這是好事。”

 

（圖為采訪武曉瑜老師）

對于職業記者來說，自己不再受衆的唯一選擇。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體的架構，破壞了傳統媒體已經形成的既定規矩。人們對于記者的認可感在下降，記者的價值和重要性似乎随之弱化。對于受衆來說，如今新聞的來源多樣，發聲的渠道增加，是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。

“技術在發展，媒體制度卻在倒退。”信息傳播的門檻降低，自媒體泛濫、同質化等現象層出不窮，這要求國民整體的素質水平和對新信息的辨識度要提高。“傳統記者更應借助技術的發展，以理性、客觀、專業的視角呈現新聞。”武曉瑜總結道。

 

在新聞情懷講座中，王健不禁感慨：新聞從業者在如今飛速發展的時代，也應該不斷學習，洞察時代變化、捕捉時代精神、跟上時代的腳步，同時也要有終身學習的精神。

 

作為見證了傳統媒體更新疊代的新聞工作者，張強說“新媒體時代，内容依然為王”

他在采訪中留下這樣一句話：“對職場的呵護和遵守，對職責的擔當和敬畏，對職業的熱愛和專注。想對的事，說對的話，交對的人，幹對的事，永不言倦，行動快捷！”

 

守望新聞歲月，你我皆是續集

“還有半個小時，我應該能趕回去。我現在每天都要走十公裡呢！”我們瞪大眼睛，驚訝地看了看王健老師。這是他在同學聚會上，寫下的小目标。

國家有“五年一個規劃”，王健有“五年一個目标”。“我在傳統媒體幹了這麼多年，要是當一個普通的退休老頭，身上的知識就都浪費了。我來到學校和學生們接觸，傳授一些經驗。在假期之餘，可以好好看看廣東這個改革開放前沿的地方，再把我想去的潮汕地區跑個遍，挖掘它的美食。五年後，我再出本書！”他說這段話時有所停頓，其中夾雜着許多語氣詞，但卻又如此清晰。

新聞系的一個會議裡，王健一句：“我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到這裡來隻希望盡所能地發揮我的餘熱”打動了在場的老師。

 

“你們看，這是我徒弟前幾天在山上偶然拍到的衛星發射。”王健把手機遞向我們。

11月的甯夏，白天平均溫度在10℃，晚上僅有5℃，山上早已積滿了雪。“我們那現在凍得很，山上的雪堅實得很。”王健眼裡閃耀着自豪的光芒，“如果我的徒弟天天待在家裡頭，怎麼能‘偶遇’到這樣的場景。”他露出欣慰的笑容

 

“他就像一個長輩，很溫暖。”武曉瑜在結束采訪後，在聊天框中留下這樣一句話。

“不管哪個員工、同事又困難了，隻要找到他，或者他知道了都會幫助。”武曉瑜繼續補充道，“他經常把他自己的相機、鏡頭、閃光燈等攝影器材借給我用，我現在還拿着他的閃光燈。”

“鏡頭是一杆槍，隻有用在對的地方才有力量。而對的地方，就是能觸動人内心的地方。”這是武曉瑜對王健“讓鏡頭思考起來”的進一步闡釋。

王健，他能在很晚結束采訪後，返回的途中看到固原羊上夜班；武曉瑜也能在深夜發完稿回家的路上，看到生活化的場景……

也許是這盞閃光燈，照亮了他們的記者生涯。

 

（圖為武曉瑜老師拍攝）

 

封宏硯說：“王健老師有新聞人的情懷，有文學家的涵養。”

她與王健有相似的經曆。大四，她在甯夏大學校報編輯部采訪優秀校友時，認識了王健，後來在攝影選修課中和他有更深入的接觸。“王健老師很善于挖掘一個人的特長，經常在課上提到學生發布的新聞稿、攝影作品，不斷鼓勵大家。” 封宏硯回想起這段經曆時，雙眼始終藏不住笑意。

遇到伯樂的她，加上自身對文字的喜愛，她從文學跨考到新聞專業。“王健老師就像老朋友一樣，在學習和生活上關系和幫助每一個學生，從來不對誰有偏見。讀研那會兒，他給我介紹了很多優秀的老師、給我的作品提出很多有價值的指導意見、給我推薦實習工作……”封宏硯希望能繼續在傳統媒體工作，用筆、用心還原真相，記錄時代的發展和變遷，傳播更多的正能量。

 

（圖為采訪封宏硯師姐）

 

在這個浮躁的年代，在紛繁和競争的狀态中，在一息之間千變萬化的生活裡，我們也許為堅守新聞底線感到迷茫、不知所措。可停下來時，“王健之于健走，王健之于拍攝，王健之于寫作，王健之于教學”早已印刻在我的心中……

 

（張強老師供圖）

作者：陳靜 潘嘉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