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長得高，瘦瘦的。他的面孔輪廓深邃，粗眉、高鼻梁，還有那雙一眼就能讓人記住的有神的眼睛。他的頭上永遠剃的發亮。如果仔細看，當他脫下工作服後，他的手上和腳上都有着許多顔色深淺不一的淤青。他，是一名列車乘務員。

他今年53歲，當列車乘務員也快三十年了。這不是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據他回憶，他當時隻是試一試的心态來應聘，沒想到一眼就被看中了。“我第一次跟車的時候是在列車的餐車裡當炊事員，那時非常高興，覺得自己再也不用過以前那種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了。”他跟的車是綠皮火車，在現在出行都靠高鐵的時代，綠皮火車似乎不是第一選擇了，他覺得他也是如此。

零工

“我當時找了這份工作，就是圖穩定，工資還算可以。如果沒有這疫情，我可能還不會那麼着急在閑暇時間打零工。”疫情之前，他所在列車的上班時間，是上七天休四天。疫情爆發後，很多列車都暫時停運了，其中就有他的那一趟車。他在家當了半年“閑人”，雖然還有基本工資夠維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，但新的問題也出現了——如果一直這樣不工作，小孩上學的學費和其他費用就沒有了。他想再找一份工作。但是像他這種沒有學曆，又上了年紀，還沒有别的工作經驗的人該去哪兒呢？于是他問了一些人，又去了廣州，當起了零工。

零工分早班和晚班，他總是上晚班，隻因為晚上的班比早上的時薪要多五塊錢。廣州的夏天，又悶又熱，空氣裡混雜着汽車尾氣和柏油路的味道，到了晚上更甚。那天下午他早早出了門，到了指定的倉庫裡發現人還沒到，便去小販那裡買了十塊錢的盒飯，以撐過這難熬的一晚上。許是很久沒有幹這種活兒，他顯得不太熟練，旁邊的人一直催着，他便也着了急，一個沒注意，貨物從手上滑落，他的腳上被砸出了一道血痕。但是他手上的活兒還是沒有停下，“砸了一下而已，不幹活就沒有錢，沒有錢，小孩怎麼辦”，提起他的孩子時他的神情緩和了些，“要讀書的呀！不能像我們一樣，沒了技能，總是會被時代淘汰的”。

疫情慢慢在好轉，他所在的列車也恢複了運行，但是每當他下了班還是會選擇去打兩天零工再回家。“疫情後就員工就改組了，列車上也不讓有餐車，我就從炊事員變成了乘務員，我們也沒有固定的線路，安排去哪裡，就到哪裡。前幾年單位開始裁員了，多賺點錢總是好的，誰知道之後會怎麼樣呢？”打零工的好處是自由，哪裡給的錢多就去哪裡。每天工作時間是從晚上七點鐘到早上七點鐘，中間可以休息半小時，一般幹完活兒會立馬拿到錢。“錢攥在手裡的時候，一晚上的疲憊一掃而空，因為我想着可以給孩子換一雙新鞋了。”

缺失的家庭角色

他和他的妻子是在火車上因工作認識的。後來有了小孩，他一拍大腿，狠下心把當時的存款都拿了出來，在老家的鎮上買了一個小房子。因為家裡沒有老人，她的妻子便辭去了火車上的工作，在家裡當起了全職媽媽。因着他是本地人，老家離廣州也不遠，而且還有列車工作證，坐火車不用錢，回家倒也方便。他每班車下班後，就坐火車回家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。那時候倒也很輕松，一家人靠着他那一份工作生活着。幾年後他們又有了第二個孩子。雖然他每班車都是上七休四，但是真正在家的時間也不超過三天。可以說，在家庭中，他的角色近乎缺失。

“有一次兩個孩子一起發高燒，這個退了燒那個又開始，我隻能一盆盆接冷水把毛巾打濕又擰幹放在孩子頭上，希望能降一下體溫，一晚上都不敢合眼。淩晨五點鐘的時候孩子又燒起來了，我想着要帶他們去醫院，但是天那麼黑，路邊連燈都沒有，我很害怕。後來是打電話給孩子的大伯，讓他陪着我們一起去醫院的”，他的妻子說，“我一個人承擔了兩個人的角色”。

“我記得我小時候總是很期待爸爸回家，他會帶我去買很多好吃的，還會去坐超市門口的搖搖車，但是我們現在幾乎不怎麼溝通了，尤其是上高中之後，我在别的市上學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的家。從小到大的家長會都是我媽去的。我知道爸爸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，我很感恩，但是我們真的不太親近。”提起他的妻子和孩子時候，他有些愧疚:“我确實錯過了很多孩子的成長時刻，但是沒辦法。”

他的朋友圈裡連續兩年過年的時候都在工作。“有幾年過年的時候他都不在家，春運總是要加班的，從年二十幾開始，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務都是我一個人在忙活，我也不能怨他，這是他的工作，他也隻能服從安排”，他的妻子苦笑道，“平時也就算了，畢竟過年嘛，總是希望一家團圓”。

（火車上的年夜飯）

光鮮亮麗的背後

“我家是我們那條街最早有音響的，那時候叫醒每家人的不是公雞，而是我家的音樂聲”，他的女兒說，“那時候鄰居們看到這些新奇玩意兒總是調侃我‘你爸真有本事，在外面賺大錢了回來給你們買那麼好的東西’，我當時還小，但是那天我真的覺得特别特别驕傲，覺得爸爸真了不起，我們家有的東西别人沒有。後來才知道，買這些娛樂産品的都是小錢，而隔壁鄰居在說那話的後兩年自己家起了一棟獨棟大房子，我們家還是住着小瓦房”。

外人都覺得他這份工作很輕松、體面、工資高。然而他的工作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輕松，那麼多年過去了工資也因為疫情改組不升反降，其中的心酸隻有他自己知道。跑長途車是晝夜不分的，他的生物鐘總是有點紊亂——白天的時候他在睡覺，晚上的時候起來工作。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會去餐車吃飯，他們為了提升盒飯的銷量，通常會把盒飯放在鐵皮小車裡，車上面用白紗布蓋着保溫，然後推去硬座車廂和卧鋪裡面賣，一邊推一邊叫喊着“有炒粉炒面盒飯賣咧”。車上人少的時候還好，人一多就容易擠在過道裡，有時候遇到不願意讓路的乘客，還會故意推他一下，他的手和腳一起撞到鐵皮小推車上，次數多了，便形成大大小小的淤青。

有時候也會覺得沒有被尊重。“有一次車上太擠，有一個旅客坐到了我們打開水的地方，考慮到車上的水溫度都很高，我開始勸那位旅客往别的地方去坐，‘車上那麼擠，等下别人打開水不小心撒到你身上就不好了’，結果他不僅不聽勸，還朝我這邊吐口水，但是最後我還是秉承着旅客安全第一的心，把他趕去了别的地方。”

車上設施不全，是沒有可以提供洗澡的地方的，但是有專門的一節列車員休息室，裡面和正常的卧鋪沒有區别，隻是會把那節車廂的門上加個簾子，而且門是随時鎖着的，白天車廂裡不開窗簾也不開燈，比起旅客車廂的談天說地，這裡顯得安靜很多——因為随時有人在睡覺。在車上的這幾天不能洗澡，簡單的洗漱并不能把工作時沾上的油煙味洗掉。

他所在的單位有給他們提供住宿的地方，在廣州火車站附近的破舊小區裡。兩個同事一起擠一間房，房間裡隻有一張木質沙發椅，兩張床和一個吊扇。每層樓的右邊有公共浴室和廁所。每人每個月交五百塊錢租金，他把它稱為“中轉休息站”。下班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，然後回家。有時候列車晚上到站，他就會在那間小房子裡睡一個晚上，第二天再回家。

永遠年輕的心

20年11月，他的朋友圈發了他和天安門合影的圖并配文“二十年彈指一揮間，曾經的小夥子已然變成大叔”。言語間透露出對時間飛逝的感歎，但他的心依舊随着列車的響動而跳動着。

“我第一次跟車去的就是北京，讀書的時候就一直向往北京，沒想到在這裡實現了自己的願望”，他說這些話時眼睛裡閃着光，“我跑北京跑了十年，之後被調去了新疆、海南、青島、煙台、上海等地，我跟着車跑遍了全國各地，我對這些地方都有很特殊的感情，列車是我和它們唯一的聯系。”他說，他最喜歡的地方還是北京，那是他的夢開始的地方，盡管現在不再年輕，他的心依然會為那段在廣州和北京往返的列車經曆跳動着。

疫情這幾年，兩份工的壓力使他的外表加速衰老，但他總是會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齊齊，用他的話說“總得穿的像個人兒樣”。同他說話的時候他總是笑嘻嘻的，讓人感覺很容易親近，一點也不像工作了幾十年的樣子。

說話的間隙他已經收拾好東西，準備繼續啟程了。“下次見”，他說。

作者：陳梓倩